近零碳排放是人類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低碳循環發展，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我國受限于能源資源條件，離不開煤炭，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和實現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是我國發展不得不優先考慮的問題。

　　清潔的內涵

　　煤炭是高碳能源礦產資源，秉性不可改變，煤炭燃燒的產物就是二氧化碳。同時，地球生物圈本身需要一定量的二氧化碳。適度的煤炭消費或碳排放，并不會對大氣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只有當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生態環境的容量，才會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

　　煤炭更“清潔”是個相對概念。“清潔”要有“度”的概念，并不是一說“清潔”就意味著“零”。能做到“零排放”當然最好，但是那是有條件的、經濟代價也是巨大的。

　　當然，在人類還沒有為二氧化碳找到很好出路之前，減少煤炭消費總量對減少碳排放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一般意義上的煤炭“清潔”并不完全指二氧化碳排放，更主要是指煤炭中的灰分、硫分和其他有毒有害元素的去除。這些有害元素一旦遇到高溫會氧化，進入煙氣中，再凈化的成本更高。

　　我國的《清潔生產促進法》，對各行各業的清潔生產都有具體要求，煤炭行業也有。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屬于自愿性的清潔生產行業，法律僅限于提倡和鼓勵。不少煤炭生產企業為了承擔社會責任，主動加壓，實施清潔生產。

　　近些年各煤炭企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變過去單純的環保末端治理為資源綜合利用的治理和發展方式，直接推動了煤礦的清潔生產工作。

　　需要強調的是，煤炭行業清潔生產也好、循環經濟發展也好，離不開國家專項優惠政策的扶持。因為大部分資源綜合利用性循環經濟產業的原料都是煤礦“三廢”，有效品位低、品質不均、數量巨大，在當前全行業虧損的形勢下，沒有扶持政策，難以良性發展。

　　目前，我國已大量推廣應用的燃煤超低排放發電和現代煤化工技術，以及先進的煙道氣凈化技術，可解決大部分大氣污染物的“超低排放”問題。無論是煙粉塵，還是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只要政策措施得力，我國大多數煤炭消費一般意義上的“清潔利用”問題近中期內基本可以得到解決。

　　分質分級梯級利用是主要途徑

　　煤炭分質分級梯級利用可能是煤炭企業未來轉型發展、實現清潔利用、提高資源經濟效益的主要途徑。

　　首先是原煤精細化洗選加工，多品質、多粒度級，配煤改質，優質優價，都可以拓展用戶市場，提高商品煤價值。不要再懷念過去大宗銷售、大進大出、圖省事的銷售方式。例如，塊煤一直比混煤（末煤）單價高，礦井生產人員無限度追求開采高效，導致塊煤率大幅度下降，末煤比例大量增加，原煤減值損失也非常大，這些都是很容易改進的地方。

　　其次，部分礦井原煤具有特殊性能和成分，有的含有稀缺元素，特別是大量高揮發分、高含油的長焰煤，采用“煉煤”拔頭化工技術進行中低溫干餾，先拿出部分經濟價值更高的油和氣，附帶還能把煤中的硫分降一降，可以讓原煤產值和效益成倍增長。只要技術成熟，并且能夠實現產業規模化、園區化，其中的發展空間是顯而易見的。

　　再其次是梯級利用，可操作空間更大。煤可以梯級利用、優質煤外銷，節約倉儲運輸費用；剩余的低劣質燃料可以就地發電，熱能可以梯級利用，余熱可以得到綜合利用，能效可以大幅提高，能耗成本可以大幅降低，特別適合于煤礦循環經濟產業發展。

　　搞好耦合集成，上下游成龍配套，把傳統意義的“三廢”循環經濟理念提升到主導產業的循環經濟一體化發展，變單純的原煤生產企業為輸出優質商品煤、清潔電力、蒸汽、熱力、油料、天然氣、化工品、利廢建材，甚至有稀貴金屬等多元產品的能源綜合體企業集群，原煤生產總量沒有增加，但是由此產生的經濟總量和經濟效益是巨大的，并實現了煤礦的清潔生產，礦井水、煤礦瓦斯、沉陷土地，甚至井下冒落的采場空間都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優勢互補，這才是未來煤炭企業轉型發展的方向。

　　“十三五”的煤炭機會

　　“十三五”和未來更長一個時期，除非燃煤二氧化碳資源化利用找到切實可行的出路，否則煤炭被低碳、無碳能源大量替代是遲早的事。對此，煤炭行業管理者不能盲目樂觀，如果不未雨綢繆，必然會越來越被動。

　　煤炭清潔利用分生產側和消費側兩個層面，需要各司其職，各自做好自身的工作。

　　從生產側而言，“十三五”期間應調控生產總量、加大生態文明礦區（礦井）建設力度，把煤炭開采對生態環境產生的損害降到最低程度，做好原煤洗選調質和分質分級梯級利用工作，加快推進現代煤化工技術升級完善提高，科學有序推動煤炭清潔轉化工作，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努力實現集約發展，把我國煤礦建設成為安全高效、綠色低碳的現代化大型礦井。

　　從消費側而言，要利用全面貫徹落實《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修正案的契機，加大污染物治理力度，強化監管，努力推動超低排放燃煤發電升級改造，下大力氣治理散燒煤，提高煤炭集中轉化的比例，加強分散型用戶的清潔能源替代工作，啟動碳交易和煤炭消費限額交易等市場機制。

　　針對我國的國情，“十三五”期間國家應切實加大二氧化碳資源化利用的研發力度，組織國家科研力量，促進二氧化碳資源化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為完成我國碳排放的國際承諾做出更大努力。（作者系中國煤炭加工利用協會副理事長）